古代藏書家流傳下的收藏目錄裡，有一本《鳴野山房書目》，主人是清朝乾、嘉年間紹興的沈復粲(字霞西，1779-1850 乾隆四十四年，道光三十年)。沈先生「隱於書肆」，意思是開書店的君子人；確實是他的著作又一路流傳到今天的，有《鳴野山房書畫記》和《彙刻帖目》。《鳴野山房書目》出現於民國九年，是一位名叫樊鎮的人物在杭州楊見心的藏書中「發現」。樊先生形容自己「焚膏繼晷」將八卷書目抄下，原書奉還楊家。十餘年後潘景鄭先生得到傳錄本，從樊序中知道原書來自楊見心；抗戰期間，潘在上海遇到年紀已過七旬的楊先生，那時楊家收藏已失，光景不復從前。潘向楊請問《鳴野堂書目》是否還在，楊先生完全記不得了。
樊鎮形容楊見心先生「溫文爾雅，藹然可親」，他的收藏承繼於父親楊雪漁，堂名豐華。上海的那段故事，楊先生對潘景鄭問題的反應，並不是晚年失憶，而是收藏中本．來就沒有《鳴野堂書目》。樊鎮一時錯判，努力抄寫下的書目轉手到潘先生時已視為「當然」，再經潘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將《鳴野堂書目》正式在歷代書目系列中出版，五十年後又經上海古籍重印﹣﹣沈復粲的書肆被後人擴充了數倍，書架上增加了無數莫須有的珍品。
樊鎮那時其實也小小疑惑了。他原本在準備重新出版唐代祖先樊宗師的《樊諫議集七家注》，而屢向楊家借書。一九二零年冬，他得到胡世安的《句解樊子》二卷，是「鳴野山房」舊藏。想必書上有印記而能如此說。樊在楊家發現「鳴野書目」八卷，因此借來一觀，卻沒在書目中找到自己新得的胡注樊子。樊鎮猜測，胡注樊子應該是沈復粲書目編輯完後才又得來，所以沒列在其中。
樊鎮忽略了另一個可能，的確為鳴野山房藏書的書卻不在書目中的原因，是因為那書目不是沈復粲的私藏，而是別人的。我們今天看到數次印行的清代沈復粲《鳴野山房書目》，根本是祁理孫書目乾隆年間的鈔本。收藏不是沈先生的，是祁家的。
潘景鄭也留意到書目兩個奇怪的特徵。一是著錄只及明代，沒有清朝書；還有戲曲類之特殊豐富，他因此懷疑明代紹興祁承㸁(1562-1628) 著名的澹生堂藏書，其中琳瑯滿目的戲曲作品，一百多年後轉手到同是紹興人的沈復粲。
就差一點。如果潘先生五十年前編書時，手邊有祁承㸁之孫祁理孫 (1625-1675) 在順治年間編的《奕慶藏書之樓書目》，一切都豁然得解。
我因為好奇古代藏書家如何歸類奇異超現實的「小說」，而對祁理孫用「稗乘家」取代「小說」印象深刻。翻閱《鳴野山房書目》時，意外乍見「稗乘家」的再現，和下面細目的似曾相識，經一條一目比對，才明白二者幾乎是同一本書目。幾乎是指有李贄的書和以「皇明」為頭的書，在沈的書目中不見了。一開始自然想像祁家幾代堅守祖上收藏，終於精疲力竭而整批脫手。澹生堂自十六世紀一本一冊累積而起的浩瀚文海，幾經波折和危難，在十九世紀終於走到了終點，象徵祁家的家運真的到了脆薄的末端。沈復粲是書商，對祁承㸁之子、理孫之父祁彪佳的殉明事蹟十分景仰，他能得到祁家割愛，似乎合理。
然而細讀宗稷辰（1792-1867）寫的沈霞西墓表，幾句描寫沈復粲生平的話裡，看到他家貧不能致力科舉，反而因此從考試科目類解脫，究心於經史百家式微學術類，可是他的學問沒有多少人知道。他的書店生意所得，宗稷辰以「書田之穫」比擬，用來「默務收藏」。所以沈先生是有自己的藏書，潘所得的《句解樊子》便是其中一本。但是他的作法是「默默努力地」去收集，低調而私人。宗先生接著說到一個現象「積萬卷者倍蓰」，前朝能擁有萬卷書的人都可晉升至「藏書家」之列，到了他們的時代，清朝中葉十八、十九世紀，收藏上萬卷的人家已比從前增加五倍（蓰：五倍），當然，沒那麼精準，僅是比以前多了好幾倍的意思。但，沈先生並．不．是那些擁書萬卷的人，他的角色是去這人家「搜」「討」，數十年幾乎遍訪，而他特別重視有大儒大忠孝之名的人，他們留下的殘文賸字，「護惜如異珍。」他從紹興蕺山書院一系人物劉宗周開始，和朋友杜家兄弟（杜煦號尺莊，杜春生字禾子）合作整理出版劉宗周的作品(1838），旁及劉的弟子中殉明的祁彪佳，參與校刊杜家兄弟主導編輯的祁彪佳《忠惠文集》，又從劉連到王陽明的弟子淵源，另一位殉明的施邦耀（諡號忠愍）文集，最後還編輯了徐文長的遺事四卷，因病而未刊。
沈復粲的真實身影呼之欲出。清朝中期紹興城內一個有內心世界的書店主人，他搜書買書賣書出版書，但從來不是「收藏家」，現今歸在他名下的《鳴野堂書目》根本不是他的，他沒有這空間和金錢去供養如此龐大的書收藏，那僅是某年抄來的祁理孫《奕慶藏書之樓》的書目。
《鳴野堂書目》的事到此告一段落。後人的誤解，導致沈復粲成了他自己都不認識的人。
不過，這錯誤倒是說了另一件真正的事﹣﹣沈復粲和祁家因「書」而生的關係。
